附：部分章节 

　　引子：同杨钰莹“一起”过年 

　　文/吴颂今 

　　今年春节，全家在广州过。经过除夕夜亲朋好友与诸多学生的拜年电话、短信“轰炸”，大年初一，起晚了些。早餐过后，一看窗外的明媚阳光，想起了一件事。我抓起相机，就要出门。 

　　“大年初一，给谁去拜年呢？”妻子问道。 

　　“给杨钰莹，”觉得没说清楚，赶紧解释：“不是拜年，是去照相。” 

　　“给杨钰莹照相？”妻子更加疑惑。 

　　妻子知道我正在写关于这位美女学生的书，但不知道出版社要配照片。“大过年的，还要忙乎她的事，到底有完没完呀？” 

　　这些年来，她本来就烦杨钰莹，觉得我总是把一门心思花在她和其他歌手身上，对自己的亲生女儿反而关心不够。20年来，当教师的妻子亲眼目睹了我为这位歌坛弟子所做的一切。这个女孩初来广州时，妻子甚至不得不充当了她的“临时保姆、老师、阿姨”等角色，悉心照料她的生活、吃住和安全，为她的发展前途托熟人找关系，还要为这个太容易招惹男人的娇娇女做“挡箭牌”。可是逢年过节，不要说上门拜年，连个问候的电话也从来没有一个。年年挂满我家客厅里那些来自天南地北的五彩贺卡中，也从来没见过杨钰莹的名字。看看妻子那些有情有义的历届学生们，让我这个同样被人称作“老师”的丈夫真是尴尬不已。 

　　妻子不知道，今年整个春节我都得跟杨钰莹“一起”过。趁着过年工作暂停的闲暇，从放假那天起，我就将自己关进书房，整天埋头修改这本书稿，满脑子都是关于这位美女学生的一切：她的美颜娇笑、她的甜美歌声、她的童年、成长、走红，她的恩怨、是非、传闻...... 

　　说实话，直到今天，我对杨钰莹，都怀有一种极其复杂的情感。意识深处，我永远将她的出现当成我人生旅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，她这个人和我写的歌一样，已经成为我的艺术作品之一。她的荣辱、她的人生道路，永远都是我的心之所系情之所系。 

　　难怪，朋友和我开玩笑，说这部书的书名，就叫《最牵挂你的人是我》吧。 

　　面对这种调侃，我只能苦涩地一笑。认真一想，这话又不能说不是一种真实。 

    开篇：我不想被当成坏人 

　　我是一个本分的音乐工作者，一生埋头音乐事业，心无旁鹜，工作上从不敢懈怠。立志做个好人，是我一生的追求和为人准则。 

　　我出身于一个知书达理的旧知识分子家庭，饱受传统文化浸染。父亲是三十年代上海一所名牌大学毕业的会计师，一生谨慎为人，是公认的“好好先生”。母亲虽为家庭主妇，但也为人正直，善良贤淑。做个好人，是我从小的家训。“为人不做亏心思，不怕半夜鬼叫门”。父母叮嘱我，师长告诫我，组织教导我，社会薰陶我，使我懂得：只有做个好人，为人处世才能心安理得。我这样要求自己，从小到大，信念无改，一晃就年过半百，赢得了周围人们的善待与尊敬。 

　　可料想不到的是，五年前，因为一位美女学生的缘故，一夜之间我忽然变成了一个坏人！ 

　　杨钰莹，这个人靓歌甜的女孩，作为我亲手扶持培育后走红歌坛的弟子，在我心目中，她已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“人”，我将她视为一件自己亲手雕琢出来的精美艺术品。她是我心血的结晶、音乐的化身，曾经是我的自豪，我的骄傲。谁曾想，在世纪之交的1999年底到2000年初，媒体上一场“杨钰莹炮打吴颂今”的文革式闹剧影响全国，使我从一个受人尊重的音乐人，一下子变成了一个“腐烂了、变质了”的冒牌老师，一个“偷吃马儿夜草”的黑心伯乐，一个“持强凌弱，不知廉耻“的卑鄙小人！ 

　　一句话，我被世人当成了坏人！ 

　　杨钰莹，这个曾让我倍感亲切的名字，从此变成了我心中的一个痛。 

　　一些不明真相的媒体刊出了措词犀利的评论文章，有的指名道姓，有的含沙射影，对我严词鞭挞，调侃辱骂。我的口碑一落千丈，名誉扫地，成了为人不齿的小人。 

　　天真的读者们相信了报纸上的白纸黑字，天南地北的来信像雪片一般向我飞来。 

　　上海有一位学戏剧的大学生说，她一直很喜欢我写的歌，把我当作她的偶像。可是，炮打事件之后，班上的同学都说，一定是吴颂今在杨钰莹还没有出名的时候欺辱了她，还趁机欺辱了她妈妈。那时候杨钰莹一心想成名，对他趁机揩油的不耻行为只能一味忍让，后来翅膀硬了，当然就要彻底摆脱他。这些议论让她非常困惑，甚至对人性产生了深深的绝望。 

　　还有一位歌迷干脆质问我：你是不是曾经和杨钰莹上过床，后来她离开你了，你怀恨在心，才编出许多谎言来想把她搞臭？ 

　　有一位母亲在信中说：没想到娱乐圈这么黑！幸好我生的是儿子而不是女儿。世上竟然有你这样的老师，真难以令人置信！ 

　　如果不是厦门远华超级走私案曝光，缠绵混沌污浊的绯色浮出水面。我无法想象这次猛烈的炮战，会将我炸成怎样的粉末。 

　　夜深人静，独自凭栏，我苦苦思索：我该怎么办？认了忍了？带着满身的脏水走完剩下的人生？不，我不能！针对轰击我的三发炮弹，我必须证明自己的清白：第一，我必须证明我没有伤害过杨钰莹，更没有伤害过她妈妈，反倒是对杨家有“恩”。第二，我必须让公众知道我与杨钰莹的《师生合约》是合法契约，我不是“冒牌”老师。第三，我必须证明“唯利是图”的不是我，反倒是有人欠我太多太多。 

　　我相信，只有公正的法律才能还我清白，于是，我将新时代告上了法庭。 

　　坦率地说，我告的与其说是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，不如说是告某些打着新时代的旗号四处损害我名誉的人。 

　　去年8月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庭的终审判决还了我清白。公正的法律昭示了当初某些炮打我的人是在信口雌黄。 

　　几乎是从官司最终胜诉的那一刻起，我便开始着手第二件事：理清自己的过去，动笔写一本说明事实真相的书。 

　　这一切只是缘于一个简单的理由：我不想被人看作坏人。